两年前，谢志明先生所著20余万字的专著《红楼湘娄文化考》，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，在红学界及湖南娄底引起了一定的争论和反响。之后，谢志明成为中国红学会会员。

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博士孙伟科教授评价道：“谢志明将《红楼梦》中大量的口语辑录起来，并以湖南方言给予释义，我很感兴趣……他的努力使《红楼梦》与湖南、与娄底发生了关系……至少在这一点上，谢先生的努力是值得尊重的。”

2009年11月27日，娄底市红楼梦研究学会挂牌成立，被外界誉为“谢红学”的谢志明当选首任会长。

两年多时间过去了，谢志明研究红学的最新力作《红楼梦作者新考》(暂名)被列入了出版计划，贵州大学曲沐教授欣然命笔，认为：“谢志明先生根据自己多年研究，提出的新学说，也是一种‘异质思维’，应该得到包容和尊重，应该成为一家之言。”

谢志明究竟持有哪些观点，从而引得众人关注呢?

隐见《红楼梦》之 “实情”传奇故事

娄底因相传是天上28个星宿中的“娄星”和“氐星”交相辉映之处而得名。谢志明的老家就在娄底市内的大埠桥，他父亲当年是一名乡镇干部。

年届中年、略显富态的谢志明说：“我从小酷爱中国古典文学，但对《红楼梦》并没有特别兴趣。我现在研究《红楼梦》，其实是完成家父遗愿，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。”

他回忆道：“为了激发我努力学习，父亲给我讲了一个传奇故事，说《红楼梦》是谢氏家族人写的，其原始素材源于一个叫‘谢三曼’(曼，娄底人称姑姑为曼曼)的谢家女子。我听了，似懂非懂，不以为然。长大后更断定家父所言实在荒谬。”

谢志明说，《红楼梦》是惊世巨著，他总是难以卒读。也许是其文过于繁缛，且平淡无奇，太婆婆妈妈，他理解不到这本书的奥妙。“考上中专后，父亲郑重地把两本线装册子交给了我，说是祖传，留着日后有用。我大致翻了翻，是竖印的繁体字，称《石头记》是一名娄底女人写的，所记录的是桃林湾(娄底)谢氏家族与金陵(南京)乌衣巷谢氏之事。对此我仍然不相信，但出于对父亲的尊重，我还是把它们收了下来。遗憾的是，这两本册子与我的中学课本一起，被鼠咬雨浸，片纸不存。”

“在父亲过世10余年后，我细阅《红楼梦》，不看则已，一看惊喜万分。原来书中正如册子所载，玄机频现；更如册子所言，偈语暗藏。又翻族谱，其事愈加吻合。”谢志明坚信，家父所言并非空穴来风!

这时，上海一名红学专家邓牛顿(祖籍长沙)发表文章，说《红楼梦》与湖南有很深渊源，多处写到湖南的地名、景物，结果招致很多批评与质疑。此事对谢志明触动很大，他说：“第一，我看到了希望，毕竟世界上还有人与我有相同的看法；第二，我不得不更加严谨地研究《红楼梦》。否则，不是被专家的‘砖头’拍死，就是被人们的唾沫淹死。”

多年后，邓牛顿教授谈及此事，仍感慨不已。2009年初，邓牛顿又想起了当年为《红楼梦》挨骂的事，并欲对相关方言问题再作若干梳理。于是到上海福州路访书，没想到，一本红色封面的《红楼湘娄文化考》突然跃入眼帘。粗略地读了一遍，书的前半部有“犟牛所见略同”之慨!后半部，以为自成一说。“虽读者与红学界一时异议四起。但我已将该书作者谢志明先生视为同道——这源于我们对《红楼梦》与湖湘文化紧密相联的一致认同。”邓牛顿说。

拍案惊奇 尽现湘中方言风俗

《红楼梦》自问世200余年来，关于作者、关于其反映的家族兴衰史的原型，一直存在争论。上世纪初，胡适先生在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的口号下，假设《红楼梦》的作者为曹雪芹，并以“脂批”为据，再拉杨钟羲、敦诚、敦敏为证，弄成一个曹寅孙子曹雪芹是《红楼梦》作者的“铁案”。同时，胡适又“大胆假设”小说写的是曹寅家的事情，在“小心求证”曹寅家史以后，胡适得出《红楼梦》是“作者自叙说”的结论。

新红学派在以后又有“自传说”“家史说”“家事说”“秦学”，但万变不离其宗——作者是曹雪芹。

谢志明认为，“谢三曼”才是《红楼梦》的真正原创者，原因是：“第一，曹雪芹并未自称是原著素材的记录者，其年龄也不与成书时间吻合；第二，从写作风格及对旗人的贬低角度看，原作者应为汉人、女性；第三，红楼梦开宗明义，‘为闺阁昭传’；第四，小说的一二章与结尾部分，行文风格与中间部分迥异，由此可以分析得出，中间部分应出自女子之手。而书中大量的娄底方言与风俗，可以认定原作者是娄底谢氏家族的女人。”

他举例说，《红楼梦》多次将湖南的景物、地名写入其中，如“湘江”“湘江旧迹已模糊”“潇湘馆”“湘云”“斑竹”“武陵别景”等。所记录的风俗习惯，如积陈年雨水、嚼食槟榔、丧葬习俗等，乃至民间俗语，如“哈巴”“号丧”“嚼毛”(也叫嚼筋，指讲歪理、不服输)等均与娄底一带相似。尤其是方言(假语村言)，如“日头”“毒日头”“看着不像”“亏你伸得出手”“给XX拾鞋也不要”“劳了半日神”“起猛了头晕”“劳什子”等更与娄底极为相似。

关于谢志明提出的方言与风俗相似之观点，孙伟科说：“我未及细辨。直接切入到关于湖南娄底方言的部分，饶有兴趣地阅读起来。其中关于‘硬话村你’的‘村’(冲撞)的解释，‘葳葳蕤蕤’的方言中的解释(精神不振)，应该说是准确的。”

故人残梦 “谢家人写谢家事”

显然，仅有方言与风俗的考证，是远远不够的。因为《红楼梦》流传已久，版本繁多，夹入各自方言与习俗，不足为怪。谢志明根据父亲的遗言，寻找与之相关的人和事，终于有所收获。

《红楼梦》第十八回诗云：“谁谓池塘曲，谢家幽梦长。”

谢志明认为，小说中没有涉及过有关谢家的人与事，为什么多次将谢家远祖典故与人名蕴含在书中呢?唯一的解释是，原作者有意留下自己的真实痕迹。

据他考证，在娄底涟源金石镇桃林湾(旧时属湘乡)，确实定居着一门谢氏大家族，有经历了300多年风雨的清初建筑“乐恺堂”为证。清朝御匾“太学”现在仍完整保留。只可惜，有20余块颇有价值的匾牌在文革中遗失。其另一支则生活在湘乡的扶洲。全是谢氏敏湖公的后代。故小说中林黛玉一念到“敏”字，便读成“密”。

据族谱记载，扶洲谢氏为东山应德公支脉之后，其第十四代绍芳公，娶妻易氏。绍芳公早逝，易氏受族人排挤，年仅40岁(1661年)时便携子女多人，前往桃林湾定居，10多年后在桃林湾与两子共同修建了三进九厅大屋。此后，其第三子重返扶洲，仿桃林湾样式建二进六厅房屋。族谱中的人物与小说中的人物关系，惊人地吻合。谢志明认为，这就是小说中“荣”“宁”二府的原始出处。易氏被人称为“珩玉太婆”，她即是贾母的原型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第三子的孙子谢振定，乃清朝乾隆年间进士，后为翰林院庶吉士，授编修，为太子嘉庆之太傅。曾任京畿道监察御史，因火烧和坤之内弟违规所乘之车而名动一时。谢振定的长子兴崂，后来亦升为太子太傅。“父子翰林”传为佳话。只是，自兴崂之后，谢振定的后人不知所终，族谱也没有了记载，留下一个不解之谜。

石破天惊 元春原是吴三桂之妃

元春在《红楼梦》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，其原型到底为何人，是红学亟待探究的诸多谜底之一。

谢志明认为：“元春确有其人，她是易氏之小女，吴三桂之妃。这也是《石头记》成书之初只在坊间流传，且屡为清朝所严禁的根本原因。”他补充道，“因清朝康熙帝违背约定撤去‘三藩’，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反清。3年时间里控制了江南大部分省份，其间他主要带兵驻扎在衡阳。年届60岁的吴三桂虽已年老，风流不减当年，广纳后妃。衡阳与娄底相距不远，足可以使元妃每月回家省亲一次。”

这就可以解释，流浪至桃林湾的易氏一家，为什么在10余年时间里暴富，又在吴三桂称帝几个月后家道突然衰败。

谢志明说：“在小说的地名与诗词中，多处可见到吴三桂的身影。小说绝非简单的家族兴衰、儿女情长，而是带有历史色彩的巨著。也许原始素材的记录者写的是大户人家的兴衰史，但编撰者却将其演变为一部凭吊明亡、吴亡、‘吴止清芳’的血泪史。而由于清朝文字狱盛行，编撰者不敢实录其事，只得‘真事隐’‘假语村言’了。”

有人疑惑：《红楼梦》写了一个朝代的四大家族，与皇室一脉相连，是何等的辉煌与气派。即使如南京的王府，亦是富贵得不得了。“乐恺堂”在湘中一隅，自是富贵，但怎能与王府相提并论?

谢志明笑道：“宁、荣二府并非真正的王府。王府应该是戒备森严的，可宁、荣二府中，并无兵丁守卫，刘姥姥可以随意进出，还嬉笑怒骂，无所顾忌。从贾府的收入看，亦不像是王府之家，而是精打细算，靠收地租过日子。原作者不过是运用了文学手法予以夸张，并融入了作者的想象与见闻。这种方式，在古典文学中屡屡可见。”

有研究者说谢志明的湘中方言与习俗说，为破解红学密码打开了一扇窗户。但其余的考证，仍没有完全摆脱胡适先生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的窠臼。如果能进一步地予以证实，那么，《石头记》将会再一次“石破天惊”!

“我的研究仅是开始，很多谜底还待进一步探讨。”谢志明坦言，“我希望更多的湖湘学者、红学专家加入进来。如果这个研究方向没错的话，对红学、对湖南都有很大益处。”

曲沐教授说得好，“谢家幽梦长”，或许湘娄文化、谢氏家族史料还有更深的蕴涵，需要作更深入更细致更广泛的探研，要在历史文献上下工夫，才有说服力。比如谢志明认定的《红楼梦》的原始作者谢三曼，其背景，其时代，其身世，其精神风貌，还需要作更详细、更具体的论述，才能让人信服。